关于良渚小知识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良渚文化的意义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良渚玉器鉴定的几个小窍门
曾面纹玉琮
中国人历来喜欢玉器，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玉器使在内蒙古查海兴隆洼文化发现的一对白色的玉?，表明我国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使用和制造玉器了。中间还有河姆渡文化、罗家角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都有玉器的发现，而且琢玉逐渐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中国人对于玉石的喜爱从来没有中断过。
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由于在浙江余杭的良渚镇发现，所以叫良渚文化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玉器（仰韶文化则以丰富的陶器而著名），良渚玉器数量众多，雕刻非常繁密细致，工整和谐。尤其在良渚玉器上的细细的阴刻线，其精细程度让人难以想象是五千年前的人类所做。
良渚玉钺
考古工作者比较系统地对良渚文化进行了考古发掘，因此良渚玉器的特点总结也比较系统全面。不存在太多的争论（有很多人为了搅浑水，经常在在各种媒体病毒式地宣传很多错误的鉴别口诀和知识，好令人上当。不光是在古董市场上，像医学知识，尤其在中医领域和癌症领域尤甚，在占卜风水领域也是，大量的杜撰的信息令人防不胜防）。
良渚玉曾文面纹镯式琮
良渚玉器的特点分析：
一、种类：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祭祀用的玉器；另外就是佩饰玉器。
二、良渚玉器除了玉琮、玉璧、玉镯三种单体玉器外，绝大多数是组合件，良渚玉器制作的技术比较成熟，造型规整对称，厚薄均匀，线条端正，轮廓清晰。
三、良渚玉器的体型较大（红山玉器的体型较小），上面常见浅浮雕，刻线技艺几乎空前绝后，是良渚玉器的最显著的特点。
四、良渚玉器就地取材，这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逻辑的，主要用了浙江一带产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江苏溧阳的梅岭玉），质地不纯，以青色为主，少部分是黄色的，土沁后呈乳白色。另外还有附近地区产的萤石、叶腊石、石髓、绿松石等石料。这种石料的硬度在摩氏6~6.5度，比普通钢制刻刀的硬度要大，不能用这种刻刀雕刻。仿制品一般用岫岩玉仿制。
良渚玉鳖
五、一些文献说良渚玉器使用了软玉法雕刻。因为良渚玉器使用的是硬度较高的玉料，在远古时期没有高碳的合金工具，无法使用金属刻刀进行雕刻。在清代叶尔宽的《摹印传灯卷》中记载了软玉法：玉石坚硬，不易雕刻，可用荸荠数枚与木通入水煮玉一昼夜，再用明矾三厘、蟾酥三厘涂刻处，炙干，再涂，药尽为止；又法取虾蟆肥者，煎膏涂之，则柔软可刻。经过软玉法处理的玉石，玉器表面的硬度会降低一到两个摩氏硬度，就可以用金属刻刀（锟?刀）雕刻，但是软玉法使玉器软化的程度主要在表面，也使良渚玉器的刻纹不深。在金庸写的《神雕侠侣》中王重阳和林朝英打赌，看谁能用手指在石碑上写字，林朝英就用了软玉的药。
古墓派祖师林朝英
常见的雕刻方式有三种：直接式、全遮盖式，半遮盖式。直接式是直接把玉器全部用软玉法处理，然后在上面雕刻。全遮盖式是类似染布，整个玉器用不透水的材料保护起来，然后雕刻去除较软的保护层，再用软玉法处理玉器，将软化的部分去除。半遮盖式，就是用画上的保护层保护不要雕刻的地方，要雕去的地方不保护，再进行软玉处理，如同蜡染的技艺一样。
关于软玉法的存在问题：2000年吴京山先生用“氟化钙和多种酸碱溶剂调配的试剂”对玉料进行直接式、全遮盖式、半遮盖式软玉法处理，仿制了良渚玉器的雕刻效果，并发表了《试解良渚文化玉器的雕刻之谜》的文章。但是由于强酸试剂在古代得到的可能性比较小，并且受腐蚀的仿制品的性状与实际良渚玉器的形状有差别，吴京山的这篇文章也受到不少人的质疑。
其实上面说的是不对的，哈哈哈哈哈。良渚玉器的阴刻线是反复蹭刻做出来的，金属的刻刀硬度不够，但是有很多石质刀具的硬度比透闪石高啊，具体的方式下面我们会讨论。但是就像我上面说这么多，有一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就会信以为真，这种说法一旦出现就会被反复引用，以至于现在在网上搜索的还会找到很多。这种信息的铺垫实际为作伪来做准备的。
由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广，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完全的保护，从良渚文化被发现开始到现在，有很多盗掘现象，就有大量的良渚玉器流入私人藏家之手，甚至海外藏家，其中有很多精品玉器。但是市场上更多的良渚玉器是仿制品，因为藏家对于良渚玉器的追捧，造就了利润可观的市场，有利润的地方就一定有仿制品，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余杭瓶窑镇就有众多的仿制良渚玉器的作坊。大部分销往香港和日本（所以日本假货特多）
这个金阁就是个假古董，复制品，真的烧掉了
辨别这些良渚玉器的真伪，了解良渚文化，以及这些玉器的来历和背景是必不可少的。
一、玉料：
上面我们讲了，良渚玉器的玉料主要使用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一类是未沁色时是半透明的湖绿色，受沁后变成鸡骨白的玉料（同一块玉器上更好比较），这种玉料主要用于制作琮、钺、三叉形饰物、冠状饰物等。
另一类是未受沁色是暗绿色，受沁后变成五色斑驳的颜色，并且在玉石表面可以看到绢云母状交叉的纤维结构。这种玉料主要被用来制作较大的玉璧，从良渚早期一直使用到晚期。到良渚晚期，这种暗绿色的玉料也被用来制作高节玉琮。但早期玉琮一般用第一种玉料制作，但是早期没有这种高节玉琮。这是玉器储量发生变化的规律和玉器形制由简到繁的演变规律。
现在作伪的技术是提高了，但是玉料与以前不同了，这是一个大破绽。因为作伪必然是用便宜的东西和便宜的方式，去博取高价的东西。像那种花二十万做十万的假货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去做的。
岫岩玉料
作伪的比较便宜和易得的材料就是现在辽宁还在大量出产的岫岩玉。岫岩玉的硬度是4.8-5.5度，良渚玉器的硬度在6·6.5度，更硬一些，颜色和做工可以近似，但是硬度无法模仿。
其他玉料作伪也有用硬度和颜色相似的独山玉、地方杂玉，1982年在江苏溧阳地区发现的小梅岭玉也被用来仿造。这些是新玉，成器后，还要进行染色和仿沁，这些工序的不同也成为我们进行判断的依据。
独山玉
二、沁色
良渚玉器多鸡骨白，鸡骨白是玉质受沁后失色的一种状态，实际的颜色有黄白色、白色、青白色、淡黄色等颜色，根据玉质本身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鸡骨白的玉器的沁色深入肌骨，是不透明的，不能透光。由于玉石是多种矿物质的集合体，同一块玉石的不同组成部分的钙化程度也不会一致，鸡骨白玉器表面会有一些较为稳定的物质没有受沁，就会在玉器表面保留大小不一的晶点（小如芝麻，大如豆瓣），这种晶点通常是红褐色的，用手电贴在玉器表面观察，这些晶点是透光的。由于仿制鸡骨白是用火烧或腐蚀的办法，均匀变白，这种晶点是不容易造成的，几乎在仿品上是看不到的。
用硬度较高的独山玉仿制的鸡骨白，由于硬度大，玉器表面是呈现鸡骨白的样子，但是未透入玉质，用强光照射，依然是透光的。
上面我们谈到，良渚玉器中有一种暗绿色玉质，受沁后呈现五色斑驳的沁色，这种仿制较难，太容易露馅，少见仿品。
良渚鸡骨白
三、宝光
良渚玉器，特别是在反山、瑶山、汇观山、横山等地出土的良渚玉器表面，会有一种薄薄的致密的玻璃状的光膜。使玉器呈现一种我们传统所说的：宝光，这种宝光是强烈而柔和的光泽。这是仿制品用打磨抛光上蜡所无法体现的，仿制品的玻璃光往往看起来有些刺眼。独山玉仿制良渚玉器一般不会抛光，因为独山玉表面结构不均匀，一旦抛光，表面往往不平整。
十二层玉琮高40cm直径8cm，体量就很大了，但是依然一个人可以拿动。
四、琢痕
良渚玉器的切割使用的方法是：线切割法、锯切割法，也发现用砣切割痕迹，在玉石的表面会发现凹凸不平或弧形切割的痕迹。
良渚玉器的纹饰用燧石、石英、玛瑙等石质的刀具加解玉砂与水反复琢磨而成，阴刻线条挺拔有力。钻孔采用实心钻、管钻方法，中孔多由两面对钻而留有台痕，孔璧留有旋纹，伪品常常打磨光滑。在放大镜下可观察到玉器表面的抛光面有粗细不均较顺畅的细凹线。
用石质刀具加解玉砂的方式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石质刀具的硬度其实比玉料的硬度大不了太多，不能一次性画出很长的线条，要现在玉料上画出要雕刻的内容，再用石刀一点点沿着之前画好的图案蹭划，这样同一条线条的深浅也会不一样。直线基本可以保持平滑，而曲线就比较容易偏离原来计划的图案，在转角处就会出现跑位的痕迹。
用放大镜观察，良渚玉器上的阴线会呈断断续续的游丝状，线条边缘有崩齿痕，腐蚀而成的玉器不可能有崩齿痕。同一条线的粗细也有细微变化，变化的距离一般在4cm之内。仿制品一方面玉料硬度稍低，一方面为了快速大量制造仿品，造假者会用硬度更高的钻石刀具（一只割玻璃刀很容易获得），刻出的线痕绝对不能模仿出真品的痕迹。虽然现在很多仿品也会刻意模仿仿佛蹭划的刻线，但是由于材料和工具的不同，做出的东西认真比较，分出真伪并不难。
由于雕刻时使用的石质工具也会磨损，工具本身的刃部不会太尖锐，用放大镜观察，弦纹底部的痕迹是比较圆润的，仿品用金刚石刻刀，刻纹底部是比较尖锐的。
五、形制
良渚玉器都是手工单件制作，每件都不一样，不会成对出现。
因为《良渚文化玉器》图录大家都比较容易看到，仿制品差不多囊括了所有的形制，只是在仿制的过程中，不注意细节。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仿制者往往会挑选有精美纹饰的琮、镯三叉形饰等来仿制，而且为了增加其美观度，会做很多画蛇添足的做法。例如现在出土的良渚玉器中，没有浅浮雕和阴划线相结合的神人兽面纹饰，仿制者问追求华丽，就凑在一起，反而是画蛇添足。还有就是追求高大，以致璧、钺、带钩越制越大、琮越制越高，竟有—人高的琮。市场上三节以上神人、兽面组合的柱状高式琮、三角、六角形的琮、刻有神徽璧、钺、镯、带钩、三叉形器、半圆形器和琮形管均为仿品，并产量大。
良渚玉琮
这件玉琮的尺寸是高5厘米，射径7.1至7.4厘米，实际是很小的，可以托在手里，太重的玉琮就失去实用性了。
问题描述:
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良渚文化具有哪些重大的意义?
解析:
1．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突破
晋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始于1926年李济进行的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夏县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又对晋南地区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至1976年，大致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考古学编年。1977年后，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主要是在晋南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所获得的重大成果。
陶寺遗址的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发掘前保存下来的面积有300万平方米，是迄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面积范围最大的约距今4000年以前的遗址。在1978年至1985年第一个发掘阶段中，发现距今4550年至39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的随葬品，有鼍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绘陶器、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木器等大批礼乐器，反映着墓主的“王者”的风范。发现的建筑遗存中，有大型几何图案的白灰墙皮，反映着“王气”的建筑特点。还发现有红铜铜铃、毛笔朱书的字等具有新时代气息的“知识阶层”的遗物。研究还表明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主要分布在晋南临汾地区，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地区的特征，又有北方地区的特点，还有海岱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因素。
陶寺遗址的这些发掘收获是空前的。这个发现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其中，发掘者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略早于夏代，当时可能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可能已经冲决氏族制度的躯壳，进入了阶级社会，“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的国家（或国家雏型）已经产生。他们还推测陶寺遗址、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也可能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李民则从古代文献的分析结合陶寺遗址的发掘收获，提出陶寺遗址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遗存的看法。而苏秉琦于1985年11月7日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指出：陶寺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后于11月14、15日又指出陶寺遗址就是一处古城，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这些论述表明，陶寺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2．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为祭坛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
3．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对史前城址的研究，是因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而开展起来的。至1985，除登封王城岗城址外，发现的史前城址，还有河南淮阳平粮台、山东寿光边线王等，都是土筑的城墙。在内蒙古中南部则发现了包头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土默特右旗威俊，以及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等10多座石墙聚落。其中，王城岗、平粮台、边线王3座城址的形态较为规范，又位于新石器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区，受到研究者的更多重视。
登封王城岗城址有东西两个并列的城，面积各约1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为距今4300年前后。东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城墙大部分已被河流冲毁，残存的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南墙与西墙垂直相交。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毁之后筑造的，也是方形；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墙基槽口宽4.4米、深2米多；在南墙东部与东墙南端，有一约10米宽的缺口，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在墙基下发现有奠基坑。
淮阳平粮台城址发现于1979年，平面呈正方形，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8至10米，底部宽约13米，系采用小板筑堆筑。在南北城墙中部各发现一座城门。南城门设有东西门卫房，门道下有排水管道。城墙外侧有护城河。城内发现了10多处长方形成排建筑，有平地起建，也有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城内还发现了一块铜渣。
寿光边线王城址发现于1984年，至1986年的发掘，确认为内外两城相套的城址。小城先筑，为方形，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大城面积约57000多平方米，亦有四个城门。城墙为夯筑。在大城基槽内发现多处奠基遗存。
这几座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发现，使学术界对距今4000多年前的社会形态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中尤以王城岗城址的发现与研究的影响最大。主持王城岗城址发掘的安全槐在论证王城岗城址为夏都阳城的同时，还指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城堡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王城岗城堡遗址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城址之一。它标志着豫西龙山文化类型的中晚期，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了。”这些建立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基础上的认识的形成，标志着我国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
此外，1983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面积达29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引发后来对仰韶文化晚期已产生中心聚落址的思考。
4．辽西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的进展
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0年梁思永调查了赤峰红山遗址，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在红山后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存。1955年尹达命名为红山文化。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徐光冀等人开始对西辽河流域进行系统工作，逐步明确了该地区内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化面貌及其关系问题。1979年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发现一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了小型孕妇等陶塑人像、双龙首璜形玉饰和绿松石饰，开始明了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玉龙、1973年在辽宁省阜新胡头沟发掘的玉器墓葬都属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1981年，孙守道、郭大顺据此探讨了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问题，并重新认识红山文化。他们认为：“促成文明到来的因素很多，如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以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等。而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同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以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在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的历史源头上，看到了这一地区文明时代的曙光。”
这一认识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联系了起来，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辟了新的渠道。在1982年全面揭露了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之后，他们又将西辽河地区原始文化的研究纳入了自1981年以来苏秉琦实践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结构的系列探索之中，并于1983年9月在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多年的积石冢群和祭祀建筑址，使辽西红山文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
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是由石块加工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建筑按中轴、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方形祭台（也许是一处积石冢），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在其南部是一座圆形祭台，直径约2.5米。
牛河梁位于东山嘴西北方向，相距约50公里，有10多处积石冢群和一座祭祀建筑址等组成。在祭祀建筑址中发现了多个女性塑像，最大的约有真人的3倍；一件与真人大小相若的头像，双唇涂朱，两颊涂红，眼窝里镶嵌着淡青色圆玉片。在该建筑址中还发现了彩绘图案装饰的墙皮，被称为“女神庙”。积石冢群分布在祭祀建筑址附近的山丘上，有的一处有数个积石冢。至1985年，对牛河梁第二地点积石冢群的发掘，在110余米长的积石内揭露出一排4座积石冢，有的为方形，有的为圆形。有的一个积石冢内有中心墓葬及数座乃至二十多座墓葬。墓葬中出土了玉猪龙、玉箍形器等一批制作精美的玉器。个别大型积石冢，直径达60米，高16米。1985年后又对多处地点的积石冢进行了发掘。
东山嘴与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筑址与积石冢群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资料，促使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思考。1985年10月，在这些重大发现的基础上，苏秉琦提出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当时他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的主要目的，虽然仍然是围绕他在8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即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家的起源和具体过程而进行的探索，但是在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时形成的相关理论，却为后来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出辽西红山文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某日，友人心血来潮提议去良渚博物院，百度简易搜索之后，勾起我心中好奇的小火苗，遂决定带上面包、葡萄、水等食物，匆匆上路，准备穿越时光的风尘，具体感悟考古的魅力，探寻良渚在千年时光流转中的光辉。
火热奔放的心，在烈日撩拨下，愈发焦灼难耐。所幸，公路两边是大片的青草地，绿意盎然，顿感舒畅。惊喜之余，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美丽洲公园。
一座考究的石板桥横跨于人工湖中，连接公园与良渚博物院。湖水中盛开的荷花，骄阳下争奇斗艳，绚丽无比；微风下翩翩起舞的荷叶，妩媚多姿，清新自然。醉人的美景为前来参观博物院的游客送来凉爽绿意。
博物院，由英国设计师操刀设计，黄洞石砌成，其间穿插着三个天井式的露天庭院，似一把玉锥散落地面，粗犷、大气、厚重、简洁，呈现了良渚文化遗址的玉文化特色，落于湿地湖畔，体现了艺术与自然、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和。
它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展览面积4000多平方米，内设“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三个常规展厅及1个临展厅，全面、立体、真实的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和遗产价值，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五千年前，良渚先民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营造了宏伟都城，建立了早期国家，开创了辉煌的早期文明。五千年后，几代考古学家为我们重建了良渚文化的历史，各级政府为保护良渚遗址做出了积极努力，万千民众为传承良渚遗产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以考古带研究，以研究带保护，以保护带弘扬，以弘扬带传承，今天的良渚人开创了五位一体的良渚遗址保护模式。
展厅以“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为传播主题，展现从1936年发现良渚遗址，1959年命名良渚文化，2007年确立良渚文明，到如今八十多年来，经历了从单体一直考古到遗址群考古再到都邑考古的三个发展阶段。现在一个结构完整、功能多样的良渚古城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为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实物见证。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这一文化已出现发达的稻作农业、复杂的社会分工、明显的阶层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文化的核心是良渚古城，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组成，外围建有大型水利系统。
良渚古城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乃至世界上，距今五千年同时拥有城墙和水利系统的规模最大的都邑遗址。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
良渚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面几人高的墙写着：神王之国，统一信仰，原始文字，早期国家、玉器文明、稻作文明、城市文明……与良渚遗址有关的词汇跃然墙面，等着你的探索发现。
第一展厅，共分为四个单元：人地相依、千年时空、文明基石、国之中心，讲述了一个建立在湿地上王国的崛起与发展。
在中国长江下游，有一个古称震泽的太湖，距今五千年前后的良渚遗址位于环太湖的西南部。这里气候温润，水网密布、资源丰富，适合人居，为良渚先民提供了创造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历史舞台。
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1939年，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指出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远古文化具有独特个性。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顶峰，商城马家浜文化和松泽文化，下接前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历史发展方向。
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开辟田野、种植水稻、养殖家畜，稻米成为最重要的粮食，家猪是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制陶、纺织、制骨、冶石、髹漆、琢玉等手工业生产更加专门化和体系化。此外还出现了一套被视为原始文字的刻画符号系统。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为良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已发现600多处遗址，聚落分化明显。良渚古城作为都邑，由从属性的区域中心，良渚古城与这些区域中心的关系是单方向、向外辐射的。这种单方向的政治格局，使良渚古城成为良渚文化唯一的也是最高等级的政治中心，显示早期国家的管理层级与控制秩序。
第二展厅，分为几个单元：发现古城、都城格局、水利文明、早期城市等，展现的是活灵活现的良渚先民劳作场景、实地截取得良渚古城墙剖面、反映莫角山营建的大型油画（油画高6.6米，长35米，面积达200多平方米)，运用声、光、电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全景式复原和再现良渚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展示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灿烂与辉煌。
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入选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度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显示出良渚古城的规划营建和结构布局具有东亚早期城市文明的典范。
良渚古城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利与信仰中心，规划合理、营建考究、结构完备、工程浩大。他与周围的山体、孤丘、河网、湿地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山-丘-水-城的整体格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良渚古城西北区的水利系统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组成，是中国最早的科学规划的水资源管理系统，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杰作。
良渚古城由宫殿区、内城、外城构成三重向心式结构。宫殿区的中心地理位置与复杂的土建及建筑基址，内城的王陵、作坊区、纵横水路及临水而居的江南生活模式，外城众星拱月，围合的人工营建台地上居住着村民。远郊有大型村落、祭坛墓地、环壕聚落、大规模的水稻田等。
距今五千年前后，作为人类文明起源的几个重要区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早期城市，它们是区域内的人口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宗教中心和军事中心，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良渚时期的农业生产已有明确的组织，管理和规划。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发现了最大的良渚文化稻田，由灌溉水渠和田埂分割成长条形田块，面积1000-2000平方米不等，总面积达55000平方米（折合80余亩）。
良渚文明的重要特征——玉器文明。玉器是良渚时期权力、礼制、信仰的物质载体，用以标识身份、区分等级。良渚时期，以神徽像作为共同信仰的神，用玉礼制反映了良渚社会是具有政教合一特征的国家形态。
在玉琮、玉钺、玉璧、玉牌饰、玉三叉形器、珠串、玉匕形器等大量良渚时期的精品玉器中，蕴藏着神权、军权、王权的高度一致的信仰与集权，是良渚文化的成熟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实物见证，充分彰显良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时期或同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这些藏品的外观可能算不上抢眼，但它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可以对良渚文化，或者玉器的礼制有个大致的了解。除了欣赏玉器上细致繁复的花纹，也能知道不同形制的玉器的意义和地位。
博物院通过出土的大量文物、大型油画、沙盘模型、考古小知识图解、影院视频和一些互动游戏，全方位直观的让你了解这座“良渚古国”，你能更深刻的感受良渚人农业、制陶、制玉等各种细节。良渚文化的高级物质形态和制造工艺与中原地区礼制和意识形态相互融合，才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这里，有太多的感触和震撼。
国家为了降低G104国道过境交通对莫角山宫殿遗址的影响，1997年投资了2.4亿元重新规划了新的国道，避开了遗址区，保护了良渚古城的完整性，2016年，国家更是永久性封闭原104国道。
莫角山宫殿区南部的池中寺发现了大量谈话稻谷堆积，面积近1000平方米，推测稻谷藏量约36万余斤。这里应该是良渚古城城内的粮食仓储区。
反山王陵12号墓，出土的玉器，达到647件（不包括玉片和玉粒)，包含良渚文化中最硕大的琮王和钺王，上面微刻有神人兽面像，显示王者唯我独尊的身份，此墓应是良渚国王。
博物院通过科技手段，复原了一具来自余杭卞家山遗址49号墓出土的真实完整的土人骨，证实是5000年前的死于疾病的25岁左右良渚先民。
博物院用蜡像再现了当年考古工作者发现良渚的场景，可以感知到良渚文化逐渐为人所知的过程.……
除了传统观展，观众还可前往游客中心。这里有独具良渚特色的文创产品：有模仿玉琮方圆之间的榻榻米、小茶几、玉箸、神徽像图形的衣服等，游客喜欢也可以一起买回家。
博物院建筑内三个天井式的露天庭院，以良渚文化的代表元素玉璧为造型的装饰在水中显得很有诗意，四周的美人靠可供小憩。穿梭在这个建筑空间内已然是一种享受。博物院外的美丽洲公园，绿草茵茵，常有游人搭起帐篷野餐，时间充足的话，还可以到附近的良渚文化村逛逛，再到良渚美食街吃一顿美味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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