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入秦以后，基于以往自商鞅以来的关东人才与秦王交流的先例，以及秦王政对于韩非文笔的欣赏，常
常召来韩非在“御前”讨论国是是自然而然的。然而以《五蠹》《八奸》作为《韩非子》核心的韩非，在
与秦王讨论时，难免不会像商鞅非议权贵那样，去非议李斯（权贵宠臣）、姚贾（纵横游士）等“五蠹八
奸”。这样虽然是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却触及了辅政当权者的利益，秦王政固然喜爱韩非的抽象理论，
但一旦谈话中涉及五蠹八奸的具体化，难免对号入座。
秦王政听了，难免也会考量一下，去除韩非所谓五
蠹八奸的政治现实性。
《战国策》记载了韩非与姚贾的冲突，并暗指姚贾是谋害韩非的罪魁；《史记》的记载倾向于把韩非之死
“定罪”到李斯头上，私以为这两处记载，从侧面反映了韩非与纵横游士及秦廷权要的冲突。
韩非之学说，大抵是为君主一人所设计的闷枯以“赏与罚”为手段的法、术、势理论体系，这已经不仅仅是当
年商鞅等人的治民之术与范蚂迟洞睢的治权贵之术了，而是全面统御君主以外的所有臣民的理论武器了。这就难
免触及以姚李二人为代表的秦廷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位。
回头看看商鞅之死，便不难理解韩非之死。商韩二人各为秦国的两次大蜕变提供了实践或理论支持，却都
因过于跟随时代的步伐而身死秦地。
争议韩非之死，仅仅聚焦于姚李二人谁为罪魁，不免失焦。对于韩非
之死，真正的焦点，应当是韩非学说本身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
秦王政作为千古难有的君主，深谙统御之术，自身意志又异常坚决刚愎，面对（自身所仰仗的）智囊利益
集团与韩非（站在时代前沿的理论家）之间的冲突而做出下狱的决定，绝非李斯或姚贾进一下谗言便能促
成的。
可以说，没有秦王政自身意志的主动决定，他是不可能直接囚禁了自己曾经的偶像的。
再加上前文所分析的，秦王政与韩非是有深谈的，在这一过程中，秦王政对于韩非的认识，是会逐渐深入
并最终消退掉原先只读到书之后的崇拜的，因为秦王毕竟是有实务经验的君王，韩非理论中的过于理想
化、超时代的部分，以秦王的政治嗅觉是不会没有察觉的。
所以，当韩非的理论得罪了满朝游士与权贵，
秦王之于韩非的死，至少是默许的。
韩非之死这一政治谋杀案件，并无罪魁祸首，私以为是秦王、权贵、游士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政治
利益博弈的结果，并非某某人阴谋诡计得逞所能达致。
韩非的一生可谓成于思辨、死于思辨，却又千古留名于思辨。
作为一个出身弱国王室且有口吃缺陷的人，于国于身，韩非都不得不为了自身发展（战国低等贵族）而强
化思辨之能力。得以师从荀卿，与李斯一同求学，对于其思辨能力的磨砺，自是一大促进，这一阶段的成。
长着实奠定了韩非身前生后名的基础。而后几年的不受用于韩王，更是催化了韩非思想的系统化，并使得
韩非得以成一家之言且列身诸子。其生前能得荀卿赏识、李斯交游、秦王欣赏，生后能为两千年帝室所效
法，自是其人得成于思辨之处。
然则，韩非缺乏政治实务操作之经验，其学说形成自韩国政局之孤愤、荀卿学术之教染以及著书立说之条
理，全无参与实务之机遇。即便把准了时代的脉搏，却难免玄离于实际权谋，再加上其不善言辞之缺陷，
身危而无以自辩，徒思而无以有援。
卓尔不群，思而无朋，史公评其“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
?少恩”，可谓切中要害。
私以为，韩非之死，在政治利益的斗争之外，还有上述韩非自身的先天不足，这是一大被动因素，导致韩旦磨
非无法在成长中获得言语沟通能力，无法借助言语沟通提升人际情商，无法发挥人际情商取得权斗统战，
无法达成权斗中的统战，使得韩非连以往改革派掌握政权的机会都没有（秦王政大可仿效历任秦王提拔游
士，然而秦王并没有），无法掌权，就使得韩非连像商鞅那样亲手实现自己主张的改革而后死都不可能。
私以为，口吃与徒思才是韩非之死最为宿命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