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庆飞
“如何读名著”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源于最近网络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即以网络文学的阅读方式读名著，看到种种弊端，做出标签化的判断，提醒同行谨慎。
所谓名著，我们不妨认为，是指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知名度，经得住不同时代读者反复阅读和解读，得到权威文学体系认可的文学作品。总的来说，我们也可以把“文学经典”等同于文学经典。而《名著防雷贴》中的结论，却与我们的文学教育大相径庭。比如《月亮与六便士》是“渣男横刀夺爱弃妇”，《简爱》的女主角是“知三而为三”，贾宝玉也是个吊儿郎当的“渣男”...网络文学养成的这种阅读方式，只看主题和情节，把人和具体情境割裂开来，不愿意对人物的境遇和心理产生“理解同情”。
目前，网络文学致力于为读者提供心理愉悦，快速满足读者最基本的欲望，弥补日常生活中的不足，最直接地巩固他们对世界的既有知识。长期被网络文学牵着鼻子走的读者，也被他们的胃口惯坏了，对看到一个与自己预设不同的世界失去了耐心和急躁，要求自己的作品有最简单、最纯粹、最狭隘的人的设计，最幸福的情节，最幸福的结局。
但“名著”并不能致力于提供足够剂量的情感和欲望，而是展现人性的微妙和情况的复杂，带读者领略善恶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甚至刻意纠正常识，冒犯观众，动摇他们已有的观念。自然不会“道德”，人物也不会“纯洁”，会让看惯了网络文章的读者不满。
在以前的文学领域，人们往往以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评价通俗文学，在通俗文学中找到严肃的意义；相反，现在熟悉网文的读者用网络文学的标准来衡量经典文学，在鲁迅的作品中寻找酷。如果我们不培养一种认真的胃的味道，失去了小心翼翼地游的耐心，那么任何名著都会失去与主题相近的地摊读物的区别，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宁以及教卖淫和小偷的庸俗文学也会被抹平。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名著的情节不够“过瘾”，对“第三者”的谴责不够强烈。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完全陌生的。对文学名著进行标签化、道德化的粗略判断，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专利。有学者讲了一个故事。改革开放之初，他在电车上听到有人评论安娜·卡列宁，说她是个很有“创造力”的女人。当时我们的文学史判断把她当成了反抗秩序、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象征，把她的丈夫卡列宁当成了虚伪庸俗的官僚。其实，看似代表普通人观点的电车评论和权威的文学史判断，结论截然相反，但思维方式并无不同。他们都是以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为工具来确认现有的价值观。文学载道是大众最重要的文学认知。无论是我们生活的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文学一直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往往从是否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入手。
其实我们真的不应该把名著当成不言而喻的、自然的、正确的免检产品。名著自然是“好”的作品，但作品的“好”除了永恒之外，还会有它的时代性和层次性。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对今天的读者依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现代人无法接受的价值观。那些对古人来说很“酷”的内容，会让现代读者感到不舒服，让人“不开心”。即使是现代文学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比如钱钟书的《围城》，就被网友斥为“精明”、“刻薄”，甚至“大男子主义、厌女症”。这个评价不无道理，甚至可以弥补权威解读的不足。它的缺乏只是一个有偏见的论点。所以，我们不必完全排斥对名著的批判，但在做判断时要保持一种整体感和适当的限度，不要简单地全盘否定其好处。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对“著名的避雷针”感到“莫名其妙的惊讶”有两个原因。第一，名著经过了权威部门的筛选。主流文学体系采取“搜集整理”的方式，用“正确”的概念去解读它们，赋予它们我们所需要的价值和意义，而网民很可能根据自己的直观感受去否定它们。权威以高尚的方式祝福名著，网友以叛逆的方式消解名著。其实，这两种理解文学的方式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第二，前互联网时代，那些否定名著的声音往往无法表达。在互联网时代，借用契诃夫的一句话“大狗叫，小狗叫”，网络传播不仅让以前被压抑的声音出现，还通过流量放大了这些声音。尤其是网络言论，往往是“恶意”的，一句坚持两句，三分坚持十分。
从这个角度来说，以网文的形式阅读名著，也意味着消解现有的等级关系。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文化是社会等级的象征”。名著作为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了现有等级体系的构建。网络文化对名著的看法与传统权威不同，这意味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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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既有是什么意思考:网文时代我们如何阅读名著？2.既有是什么意思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1.既有是什么意思考:网文时代我们如何阅读名著？说到底，如何理解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和对待文学的作用，就是网络文本解读名著的问题。一般来说，通俗文学总是迎合大众已有的伦理观念，并与之相符合。从社会功能来看，它巩固了现有的社会秩序。所以通俗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道德化，通俗文学的读者对“道德”的要求比严肃文学的读者更严格、更纯粹——当然也可以说是更狭隘。然而，严肃文学往往会放松现有的价值观，化解既定的权力关系。所以，如果只看作品或人物的“道德”层面，严肃文学往往不如通俗文学纯粹，名著也不如网文道德。
朱光潜有一篇文章叫《我们对一个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科学、审美》，其中实用、科学、审美可以分别对应善、真、美。就“真实”而言，名著往往比网文更真实，指向世界和人心的真实。网络读者视名著为“雷”，也正是因为名著拒绝给读者虚假的“善”的满足。就善而言，美自然可以与善相关，但文学意义上的美并不等于善。比如很多作品中的反派，自然不是“好”，但作为文学形象，可以是美好的。尤其是在通俗文学中，一部作品的格局，尤其是正面人物的道德高度，其实是由反派决定的——如果反派是非常低级的“坏”，那么正面人物也是非常有限级别的“好”——所以在那些公认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反派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坏人，比如金庸笔下的欧阳锋，他是《射雕》中的终极反派，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坏人，有其自身。同理，没有缺点的圣人作为文学形象，当然可以给人崇高的美感，但也可以是枯燥的说教。
不是名著没有“善”，也不是不讲伦理道德。只是它的“善”不是对既定道德教条的简单形象解读，也不是可以直接执行的行为准则，而是在复杂具体的情境中，可以发现和理解更为广阔的人性和选择。名著不是重复伦理，而是创造伦理。
我们在阅读名著的时候，也要以一种匹配的方式，设身处地地为更复杂丰富的价值观着想，以此来打击我们已有的观念，开阔我们的价值视野，让我们对世界和人性多一些理解，而不是多一些偏见，让我们的心灵多一些细腻和敏感，而不是多一些冷漠和麻木。杰作也需要我们的“再创造”。用网文的方式去理解名著，把名著当成“雷人”来回避，是简单粗暴的，但我们也不必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名著当成“雷池”禁地，当成只供膜拜的僵尸遗物。我们要不断地用我们的时代精神去重新理解和解读名著，赋予其新的价值和意义，使其不断成长，焕发生机，经常阅读和创新。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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